近日,一个北大女博士竞聘城管岗位的新闻火了。她的专业是原子核物理专业,接下来的职业生涯她不需要与打交道,而是要智斗卖茶叶蛋的小商小贩。“造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如今这个时代远去了,现在的趋势是造的不如管卖茶叶蛋的。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对我们来说极为抽象,却有极为熟悉的词汇——“编制”。

昨天,前亚洲足球先生、国足队长郑智的去向趋于明朗。他将离开中国职业足球赛场,成为广州体育学院足球学院的主教练。这个教练资格拥有大学本科院校正式编制。

不约而同,北大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女博士与中国最好的足球运动员都选择了编制。我不得不写下那句俗不可耐的网络流行语——“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每个人都有选择个人职业的自由,而且革命工作也不分高低贵贱。但是尊重个人的选择并不代表着我能够理解他们的决定。北大女博士选择去当城管是对个人积累多年的专业才华的暴殄天物;郑智离开更需要专业人才的职业足坛,去学校里当老师,也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意味。

他们的选择并不是个案。大学毕业生对公务员岗位趋之若鹜,各行各业的精英仍然迷恋着编制的光环。在中国体坛,做出相似选择的冠军们比比皆是。年初的时候,河北体育局国家机关公务人员招考引起热议,其中教练员岗位要求报考者获得过奥运会铅球比赛前3名。这不就是为奥运冠军巩立姣量身定制的吗?巩立姣也“不负众望”,公开向网友表示已报名。

贵为前中国体坛“一哥”,孙杨也没有摆脱对编制的迷恋。在被禁赛之前,他被擢升为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训练处副处长,成为了在役就拥有了处级职位的运动员。不知道现已成为带货网红的他是否被剥夺了副处长的头衔。

郑智本是职业运动员,经历过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英超联赛,也经历过金元时代的中超联赛,一直生活在体制外的舞台上,所以他的选择比原本就在体制内的巩立姣和孙杨更让人觉得“突兀“。

拥有编制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是光荣的职业选择。但是,过于强调这一理由,多少有点自欺欺人。编制之所以拥有如此诱人的光环,并不仅仅是拥有为人民服务的属性,而是旱涝保收的待遇机制,以及拥有更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

疫情的大背景下,编制外的从业者们受到了更多束缚,而拥有编制的人士即便隔离在家也无生存之虞,职业的优越性尽显无疑。

除此之外,各行各业的精英们纷纷选择坠入编制的“箩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自身所处行业内卷严重。

中国足球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行业一夜入冬,满目萧瑟。在房地产足球浪潮退去之后,从业者们不再拥有令人艳羡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很多人反而沦为了讨薪者,甚至卑微到只能在微博上讨薪。即便不被欠薪,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要忍受着社会各界的冷嘲热讽。中国足球俨然成为了马路边的公用痰盂,人人都可以往里面啐一口痰。

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不愿意再趟这摊专业的浑水。他们退役后转型做教练员,其实是一桩苦差事,不仅收入不高,还需要刻苦钻研业务。在抖音上当个网红,或者去媒体平台做评论员,随便动动嘴皮子钞票就到手了,何必自讨苦吃。当然,在已衣食无忧的情况下,若有机会进入体制内,其优越性又远超当网红或者评论员。

很长一段时间内,郑智都是国内最出色的球员,留过洋,拿过亚洲足球先生(中国足坛唯二,另一个是范志毅)。“翘楚”已不足以形容郑智在中国足坛的地位,他就是拿过“国服”标志的王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这种级别的球员退役后,都会继续在行业里深耕,因为他本身的存在就已是行业文化的一部分。哪怕中国足球正处于低谷期,大家也期待这样的角色能够在寒冬之际坚守下来,以领袖角色身份陪伴、助力行业走出低谷。但没有。这样的荣耀王者选择跃入编制的大网之中。

马化腾最近的一篇讲话上了热搜,他的观点是建议大家“去做难而正确的事,为国家与时代创造更大价值”。但尴尬的现状就是:更多人都去选择了容易且无法最大化实现个人价值的行业。

回到编制这个宏大的时代命题。我并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编制,但这里面涉及两个深层次的话题:其一,选择编制的初衷是什么?其二,青年才俊们一窝蜂选择涌入体制,是时代之幸,还是时代之殇?

如果选择编制的初衷是最大化实现个人价值,这无可厚非。但是,北大女博士与郑智的选择之所以会引发热议,归根到底还是因他们的选择无法充分发挥其才能,是对人才的浪费。

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编制,表明社会面的活力在下降,内卷在加速。公务系统是这个社会的必要支撑,但里面的部门都是职能部门,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各个行业才是这个社会的源动力。当精英们疯狂从社会面涌向编制内,或许证明社会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紊乱。从这个角度来讲,亚洲足球先生拥抱一个本科教师的编制,难免会让我们觉得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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